2018年6月7日下午，应丝绸之路研究院邀请，武汉大学历史系鲁西奇教授在我校“侯外庐学术讲座”上作了题为《观念与制度：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杂胡”与杂户》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我院席会东副教授主持，我校丝绸之路研究院、历史学院，陕师大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中亚研究所等单位200位师生参加报告会。
报告前，席会东首先介绍了鲁西奇教授的学术简历与学术成就，指出鲁西奇教授的研究具有理论关怀、现实关怀和民众关怀，具有百科全书式特征。报告会上，鲁西奇教授首先回顾了前辈学人对“杂胡”与“杂户”所关涉概念、史料和问题的探讨，辨析了不同历史语境下“杂胡”和“杂户”的多重内涵，认为“杂胡”主要是一种人群分划的观念性范畴，所指称的范围没有明确的界定；而“杂户”则是制度性的规定，是一种蕴含着权利与义务的身份类别。
鲁西奇教授就魏晋十六国时期杂胡的来源、族属、地域分布、地位升降及其管理机构“护军”等问题进行阐释，对邦族视野和华夏视野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和历史叙事方式下的胡人身份认同和圈层分划问题提出思考，推导出“五胡”次序及其大小正杂关系的演变进程与可能范式，认为在匈奴（以及鲜卑）的“我者”分划体系向华夏的“他者”分划结构的转变过程中，虽然人群分划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但人群分划的结构却并没有变化，仍是源于其种群对于自身的分划结构。即“他者”对于“我者”的分划结构，源于“我者”。
在中古早期人群分划问题的基础上，鲁西奇教授进一步就中国历史上人群划分的主体性问题提出了思考，指出划分人群的观念性范畴乃是制度性人群分划的基础，但无论是是观念性范畴还是制度性规定，都是由掌握权力的、占据主导或统治地位的种群及其权力集团所决定的，是权力者的自我认同和“排他性安排”，造就了人群划分和界定问题上历史与文化想象的二元结构。
专题报告后，我院李健超教授对报告进行了评议，并对我院马长寿先生的学术经历和成就进行了回顾，认为鲁西奇教授践行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席会东在总结中强调，鲁西奇教授用常见史料、做精深考证、因新见关照、得颠覆结论，从史事考订和学术方法两个层面极大地推进了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我校历史学院刘蓉教授和彭建英副教授以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生还就相关问题与鲁西奇教授进行了精彩互动，报告会取得圆满成功。（文/陈志涛 图/吴松显）
鲁西奇，江苏东海人，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与历史地理研究，出版《长江中游的人地关系与地域社会》《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等学术专著9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等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