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十三五”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12日在京举行，本报记者采访了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高虎城。
问：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有哪些主要特征？
答：“十三五”时期，国内外发展的环境更加错综复杂。从国际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发展前景依然广阔，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经济发展最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主要有以下特点：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我国经济增速从10%左右的平台下降到7%左右的平台，既有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更是由于劳动力、土地等长期供给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制造业增长放缓并逐步迈向中高端，服务业发展速度呈加快趋势。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我国劳动力素质普遍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高储蓄率积累了充裕资金，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快速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兴起，新的增长动力正在积聚。
总体来看，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主动谋划新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
问：“一带一路”建设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十三五”时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有哪些主要举措？
答：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合作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
“十三五”时期，是“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实施的关键阶段。要在准确把握“一带一路”深刻内涵的基础上，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引领我国新时期的对外开放，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一是加强与相关国家战略对接，把各国发展战略确定的目标、路径和举措深度对接、优势互补，建立更加紧密的互利合作关系。二是畅通“一带一路”经济走廊，与相关国家共同推进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建设。三是深化经贸合作，推进沿线大通关合作，建立国际物流大通道，充分发挥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和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功能，扩大与相关国家贸易往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四是加强金融合作，发挥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作用，共建“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合作平台。五是密切人文交流合作，加强教育、文化、旅游、体育、卫生、科技等领域合作，鼓励丰富多样的民间文化交流，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民意基础。
问：我国正在推动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请问工作着力点在哪些方面？
答：“十三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优进优出战略，着力推动对外贸易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
一是加快传统出口产业转型升级。鼓励企业加大创新力度，增加研发投入，培育和发展自主品牌，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建设国际营销和售后服务网络，从价格竞争力向技术、质量、品牌、服务等综合竞争力转变。鼓励有实力的电子商务企业到海外建设仓储中心、展示中心，带动生产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口。
二是壮大装备制造等新的出口主导产业。通过投资带动贸易，大力推动轨道交通、工程机械、电力设备、通信设备等装备产品出口，打造新的出口主导产业，进而带动相关的技术、标准、服务出口，推动我国出口从消费品为主向消费品和资本品并重转变。
三是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在巩固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贸易的同时，加快发展与货物贸易相关的金融保险、物流、研发设计、营销、售后服务、咨询、法律、会计等服务贸易出口。同时，努力扩大文化、中医药、软件和信息服务等新兴服务出口，优化服务贸易结构，把服务贸易打造成为外贸新增长点。
四是提升进口综合效益。实行积极的进口政策，扩大先进技术、设备、服务进口，提升国内生产技术和服务业水平，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稳定能源资源产品进口，保障国内能源资源供应安全。合理增加一般消费品进口，丰富国内市场高端优质商品供给，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要。
问：请问“十三五”时期我国利用外资主要有哪些举措？
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利用外资是我国的长期方针。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利用外商投资总的政策不会变，但具体政策确实在变化，是在向更多吸引外资、放开更宽领域的方向变化”。“十三五”时期，一方面，我们将继续在优化投资环境上下功夫，放宽投资准入，有序扩大服务业开放，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吸引外资进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农业，增强外资对华投资信心，促进利用外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坚持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着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发挥好外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优化外资产业投向。发挥好外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功能，鼓励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促进产业链向中西部地区延伸。鼓励外商投资地区性总部、研发中心等功能性机构，鼓励外资研发中心升级为全球研发中心和开放式创新平台，提高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问：请问“十三五”时期我国在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高对外投资水平方面有哪些主要考虑？
答：近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和意愿增强，对外投资进入快车道。“十三五”时期，加快走出去步伐，优化全球产业和要素资源布局，坚持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
一是优化全球布局。推进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等周边国家产能合作，争取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实施中非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等十大合作计划，带动装备和产能走入非洲；统筹中欧合作和中国—中东欧国家“16+1”合作，推动我国装备和产能进入欧洲市场。
二是分类推进产业合作。装备制造业以承包工程为先导，重点面向基建投资需求旺盛的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产能富余的优势产业贴近原料来源地和市场，鼓励开展加工制造，延伸产业链；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序向劳动力资源丰富、生产成本低、贴近目标市场的国家投资建设。
三是引导企业集群式走出去。支持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合理规划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国别和产业布局，建设一批加工生产基地、农业产业基地、海外能源资源利用基地、科技研发基地和商贸物流节点，增强产业集聚效应，推动我国产业集群式、链条式走出去。
问：请问“十三五”时期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哪些重点工作？
答：“十三五”时期，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我们将两手并重，一手抓好国内改革试点工作，扩大开放，提高监管水平，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一手推动对外商签高水平的贸易投资协定，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同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重点抓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是建设好自由贸易试验区。两年多来，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和改革成果，取得积极成效。下一步将建设好、管理好、发展好现有4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压缩负面清单，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放宽市场准入，继续做好试点经验复制推广，研究扩大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工作。
二是继续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健全外贸、外资、对外投资等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制定颁布外国投资法。建立便利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新型贸易方式的体制，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健全社会诚信体系。
三是加快推动中美、中欧投资协定(BIT)谈判。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启动于2008年，迄今已进行了24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启动于2013年，已进行了9轮，双方已经就协定范围达成共识。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与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争取早日达成互利双赢的协定，促进双边跨国投资发展。
四是完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简化境外投资管理程序，取消束缚对外投资的不合理限制。强化境外安全风险评估和安全预警机制，健全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构建海外利益保护体系，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的正当权益。
问：“十三五”时期，我国如何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
答：面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新趋势，“十三五”时期，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对外工作新部署、新理念，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一是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中的主渠道地位，稳步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积极成果，促进多边贸易体制均衡、共赢、包容发展。推进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经济治理机制转变，加强贸易投资机制建设，促进全球经济平衡、金融安全、经济稳定增长，办好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继续推动落实我国在IMF的份额和投票权提升，建设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
二是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自贸区网络覆盖范围，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贸区等谈判，争取结束中国—海合会、中国—斯里兰卡、中国—马尔代夫、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区谈判和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第二阶段谈判，推进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自贸区建设，推动亚太自贸区进程，推动与以色列、欧盟、加拿大等国家与地区建立自贸关系，逐步形成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三是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我国将在实施精准扶贫、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积极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南北合作，加强南南合作，积极承担与我国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稳步扩大对外援助规模，加大对减贫、基础设施、能力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援助力度，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在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疫病防控等全球性议题上，主动提出新主张、新倡议和新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