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陕南特委（亦称汉南特委）成立于1927年10月，主要负责领导汉中、安康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革命斗争，活动地点集中在汉中地区。陕南特委的组建充满了曲折，1927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以后，为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加强了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10月19日，省委常委会通过的《陕南工作大纲》指出：“过去党对陕南工作未深切注意，目前陕南工作已大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陕南民众的革命情绪非常高涨，曾有过英勇的反抗斗争”；“陕南散住的同志已很不少，应即组织起来”；“所以陕南工作即当开始进行”，陕西省委考虑到陕南的交通不便，省委指导很不方便，所以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紧接着，省委在11月制定了《三个月组织工作大纲》，规定：“于11月内，先成立陕南特委，由特委负责在陕南各地发展组织，至明年1月底须成立县委两处。”

为了贯彻两个大纲所提出的任务，1927年冬，刘甲山由湖北回到陕西后，省委让其赴汉中开辟工作。但是在1928年，国民党陕西省主席宋哲元下令逮捕各地的共产党员，汉中的共产党员谢佐民、王子明等被捕，刘甲山等人在汉中无法立足，逃往外地，建立特委的工作便被迫中断，陕南特委未能成立。1929年，中共陕西省委派陈范到陕南恢复组织，陈范联络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党员田中瑞以及从上海回来的党员杨杏生，于10月组成了中共陕南领导小组，并同陕南的一些县的党员取得联系，发展组织，开展工作。但是不久由于陕西省委接连被敌人破坏，汉中地下党组织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1930年，省委派梁益堂为特派员到汉中第二次建立特委，梁到汉中后，便与当地的党员周彬如、郑月波、梁子炽等人分别赴各县联络同志，积极恢复发展组织。到了当年冬季，先后将城固特支、洋县支部扩大为县委，并建立了宁强县委，在褒城、西乡、凤县等地发展了一些党员。11月，在南郑城西南的龙岗寺召开了陕南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了特委的领导成员，梁益堂为书记，并且按照省委的规定，陕南特委负责指导汉中和安康地区的党的工作。在陕南特务建立之后，省委指示特委整顿安康地区党的组织，但是在当时因为缺乏必要的条件，整顿工作并未进行。

1931年2月，陕南特委通过汉中五师的学生自治会创办了特委的机关报《前驱》。同时地下党组织冲破了敌人的严密封锁，翻印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其他的学校还创办了不少的革命刊物，如汉中女师的《冲锋》、联中的《孤灯》、城中的《乐团》、洋中的《春雷》等，这些书刊在客观上促进了马列主义的传播，抨击了封建主义与反动势力。1931年10月至1932年3月，省委先后四次派巡视员、特派员改组陕南特委。1932年春，党员发展到了100多名。1932年12月6日，特委在南郑召开扩大会议实行改组，主要原因是为了加强特委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加强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迎接红四方面军。1935年，国民党汉中“肃反”委员会大规模逮捕共产党员，陕南的党的工作遭到了极大的破坏，1936年春，中共陕南特委停止了工作。

在军事方面，陕南特委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和多支游击队，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红29军建立之后，与敌人进行了20多次战斗，使国民党反动势力十分恐慌。1933年4月1日，张正万利用红二十九军外出剿匪、警备空虚之际发动了叛乱，包围了驻在马儿岩的军部，捕杀了正在开会的干部，制造了“马儿岩事变”，红二十九军的主要领导干部在这次事变中牺牲。4月上旬，红四方面军任命的红二十九军的政治部主任刘瑞龙从川北回西乡，收集了红二十九军余部200余人，后整编为陕南游击队，列入红四方面军序列。

除此之外，陕南汉中也是川陕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称为“陕南苏区”，始于1932年12月，止于1935年4月，历时两年四个月，其辖区分布在陕南汉中地区的今镇巴、西乡、南郑、勉县、宁强等五个县境内。虽然陕南苏区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建立较晚，且存在时间也较短，但是在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和红四方面军的大力支持下，依靠人民群众，发动群众，积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